者变节当好细， 但却不能在遭到拒绝时用死亡来威胁他。而内务部不仅威胁。而且确实可以杀害拒绝者， 因为内务部这样做并不需要法庭宣判。
革命前的警察局可以把革命者本人送去流放，但却没有权力流放或加害其家属。而“革命。的内务部则拥有这样的权力。
斯大林内心其实是非常不安的。虽然借助这次事件，能把自己的敌人全部铲除，但是，如果不能使人民信服，那么莫斯科随时都有可能被敌人攻陷！
他要公诉人戴夫斯基在下次开庭时当众进行解释：”
“我敢肯定，对有关阴谋事件的案子。不能提证据这样的要求的
公诉人就这样括不知耻地表明。这种指控是无须任何能证明被告有罪的证据。
这样，凡是有头脑的人就必然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既然侦讯人员没向被捕者出示任何罪证，那么。又有什么东西迫使老布尔什维克们供认犯过应判死刑的大罪呢？
如今坐在被告席上的这些人；曾经多次上过沙皇的法庭，对刑法的基本原理知道得一清二楚。
他们明白，他们没义务证明自己有罪，相反，举证责任应由公诉人承担。
对他们来说，最明智的对策是保持沉默，等待“案什”调查工作彻底失败。
可是如今使整个莫斯科吃惊的是，这些被告人没象以往那样沉默，而是异口同声地承认自己犯过一切被强加的罪行。这种无法解释的怪尔爪在二次莫斯科审判时而再、再而三地出此身陷世老布尔什维克，明知侦查机关没有掌握任冉有害于他们的罪证，却偏偏愿意把唯一的、有损于自己名誉的，同时又是开庭所必不可少的依据提供给起诉人：
这依据就是他们自认有罪！
不仅如此，他们还把这事办得如此认真，使得莫斯科人百思不得其解。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每一次公审时，被告们都毫不犹豫地承认犯过骇人听闻的死罪。他们骂自己是苏维埃的叛徒、帝国主义的走狗。他们帮检察长寻找最恶毒、最卑鄙的字眼。让他用这些词来评价他们的人格和行为，他们还设法要在这场自我诽谤的竞赛中过同案犯，说自己是最猖狂的阴谋分子，是罪魁祸。
总而言之，他们以不可理喻的心理扮演自我控告的角色。
就这样，公诉人说什么，被告人就承认什么，甚至在公诉人大肆歪曲他们的生平事实时。他们也丝毫不予反驳。
老布尔什维克们丝毫不愿为自己辩护，这固然令人生疑。更令人惊奇的是另一方面，被告们在表示出对自我辩护丝毫无动于衷的古怪态度的同时，亦拼命为斯大林及其统治的英明唱高调，为斯大林炮制出来迫害他们的莫斯科一审判辩护。
彼得罗夫夫在最后陈述中说：
“党现我们在堕落，就对我们提出了警告。斯大林在一次言中强调说。反对派的思想倾向会使我们头脑热，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党。可我们没有听取这一警告。”被告人阿历克塞在最后陈述中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