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九四章崔琰求援
对此，曾炩的感触尤其大。来自后世的他，虽然对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了解不多，但是这一生里面还是学习了一些，也有一些了解。而且，就是他前世所处的时代，这样的争论更多。毕竟，在这个时代，儒学占据了统治性的地位，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之争，也仅仅是儒学内部的争论。
在他所处的时代，中国的社会形态甚至都成为了外国攻讦的对象，而社会上各种学术争议就正是五花八门了。见惯了这些的曾炩，很清楚在学术上的争论是非常难以解决的，甚至很多时候会酿成流血事件。现在朝堂上的争议还仅仅是停留在口头争议上。不过，曾炩还是见识了一些学术争议的残酷性。本来，原来的北疆系是很团结的，但是自从涉及到今古文经学之争后，以前的北疆系就不再是铁板一块了。蔡邕在之前和北疆士人们关系极好，而且和郑玄还是师兄弟，但是现在涉及到学术争议之后，双方经常是争论到面红耳赤，好像是要打仗一般。
朝堂上爆发争论后的第二天，曾炩在府内宴请了自己老师郑玄大师的三位弟子崔琰、郗虑和赵松。
曾炩仔细征询了五室明堂制的事。如果朝廷在三雍建设中采用五室明堂制，以《周礼》作为典章制度的基础，那么它会不会和老师在“新经”中关于“三礼”并重的学说产生冲突？会不会影响到“新经”在官学的地位？会不会影响到中兴策略的大方向？具体到新政策略上，朝廷在未来一段时间将会做出何种策略调整？
崔琰说，在“三雍”中采用五室明堂制，和老师的“三礼”学说并重没有冲突，相反，它非常有助于“新经”地位的巩固。
朝廷以“新经”为官学的时间很短，尚不足十年，“新经”的地位根本没办法和今、古文经学相提并论，也没有办法迅速消除今、古文经学之间长达两百多年的争论。因此，朝廷的当务之急是利用各种办法不断巩固“新经”的地位，维护和提高“新经”的绝对权威，断绝今、古文经学对“新经”的攻击和挑战。只有“新经”的地位提高了，成为大汉官学的绝对权威，今、古文经学之间的争论才会渐渐减少直至消失，今、古文经学才能互相取长补短，互相融合，朝廷的中兴策略和新政才能稳定下来，才能在“以民为贵，隆礼重法”的正确方向上持续推动和发展。
这两年来，中兴策略之争，平叛策略之争，新政政策之争，乃至于定都之争，三雍建设之争，表明上看是策略之争，其实它的背后是权力之争。但权力之争的根源是什么？是官学之争，是学术之争。
无论是研习今文经学的大臣，研习古文经学的大臣，还是研习“新经”的大臣，因为观念、理念的不同，在中兴大业上所采取的策略当然也不同。但只要让自己所研习的经学变成官学，成为大汉的权威官学，那么他们就能控制决策权。控制了决策权，也就控制了朝政，也就能获得自己所需要的权柄。
官学、决策、权柄，这三者是相辅相成，是一体的。
现在“新经”是官学，研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