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刘秀的度田令一经往下放，就被各地的州郡官吏给卡住了。由于天高皇帝远，一些地方官在执行中由于执行不力或者错误的执行，完全将刘秀的度田诏令变了样。他们多行诡诈，投机取巧，以丈量土地为名,把农民聚集到田中，连房屋、村落也一并丈量，百姓挡在道路上啼哭呼喊。他们优待豪强，而侵害苛待贫弱的百姓。
当时各郡各自派使者呈递奏章，刘秀发现其中陈留郡官吏的简牍上面有字，写的是：“颖川、弘农可以问，河南、南阳不可问”。
刘秀纳闷了,便责问陈留的官吏这是怎么回事？
官吏不肯承认，狡辩在长寿街上捡到的,刘秀听到很生气。
当时十二岁的刘阳，在帐子后面道：“那是官吏接受郡守下的指令，将要同其他郡丈量土地的情况作比较。”刘秀听此便问：“既然这样，为什么说河南、南阳不可问？”
刘阳道：“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阳帝乡，多近亲；田宅逾制，不可为准。”
这意思就很明确了，河南帝城都是大臣，南阳是皇帝的故乡，都是皇亲国戚，就算违规违法，也得网开一面，不能作数。
刘秀随即命虎贲中郎将责问陈留官吏是否如此，陈留官吏这才据实承认，确如刘阳所说。
作为东汉王朝的开国皇帝,中华大地的主人，刘秀下达的度田令查田，一到地方就不灵光了。可把他气得不行，直接派遣天子使者，下到地方对俸禄二千石官吏中徇私枉法的行为进行考察核实。同年刘秀先拿大司徒欧阳歙做了个典型，不顾其“学为儒宗，八世博士”的大儒身份，以及千余人的联名哀求，果断下狱，关到年底就死在狱中。
随着度田的深入调查，那些奉旨不遵、度田不实的官吏一一遭到处罚下狱，一次度田就杀了三公之一的大司徒和河南尹等十几个高官。
可以说度田的难度千难万难，毕竟世家大族的人脉广泛，帝国的统治跟牧民又离不开这群垄断了知识跟晋升通道的豪族。也正因如此，世家大族侵占土地人口的祸根，从东汉建立开始就埋下了。
公孙修默默地听完，忽道：“西东两汉的政策虽说有利有弊，可长此以往，还是汉文帝的三十税一是轻税，即使百姓无百亩耕耘之地,收的仍是固定税额，给百姓的盼头是多劳多作，耕上二十亩也是那么多的税,一百亩也是如此，自然积极开垦。光武帝以实际亩数征税，意味着多田者多纳税，少田者少交税，看似公平，实则也打压了百姓种地的积极性。毕竟种一亩，每亩都要被抽走田税。”
邓艾闻言倒是一愣，细思少许，觉得燕王所言不无道理，道：“此言倒是不虚，治国之道，策论往往有利有弊，取利大而弊小而行之。”
公孙修不再深究这一问题，打压豪强当然是一定要干的事，就连刘秀这样的借豪强资助起家的皇帝，也要在取得天下后整治一番，何况是自己呢？
大量的物资被运送回燕国，沓渚柳氏生产的船也相继下水，最好的试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