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梦都想住上阔绰的房子。
小时候，我住在曾祖父分给我爷爷，爷爷又分给父亲的小四合院里。在我懂事的时候，我家六口人就挤在一间不足三十平方米的二层楼里。那房子的楼下垒着大小两个灶台，大灶台的后面放着一个盛泔水的大缸，小灶台的旁边放着一外被炊烟熏得墨黑的菜厨，菜厨边放着一把竹青变成了红色的小竹椅，爷爷常常坐在小竹椅上打磕睡。靠着走廊，有一个冬天用来藏蕃莳的地塘。地塘上放着一张大方桌。那桌好象是专门用来放剩菜的，除了节日，一家人很少坐在桌上吃饭。楼上一个藏稻谷和杂物的木仓和一个大塔柜，铺着三张床。阴雨天，衣服晒在靠窗口的竹竿上，像一面面战败的破旗。大姐就钻到破旗下睡觉。
每年秋收以后，楼下的地上堆着蕃莳，楼上的床下也藏着蕃莳。那蕃莳滚得满地都是，我娘和姐常常抱着小妹摔倒在蕃莳上。
造房子！母亲摸摸摔疼的屁股下了决心。
我家的造房简直是小鸟垒窠。那木料和工钱全是粮食出粜的，那粗工全是父亲跟别人换着做的。为了造房，一般来说，一周只吃一餐白米饭。有年春节，二姐手冻僵了，端不住碗，碗和面条掉到了地上。二姐噙着泪瞧着地上的面条和碗的碎片发抖。她既为倒了面条，要饿一个晚上而心疼，又怕打碎了碗，娘要揍她。我娘就端来一个碗，小心奕奕地掸回面条。她用凉开水一泡，二姐就狼吞虎咽地吃下了。你们别以为我娘对我二姐特别苛刻。为了造房，我这上无兄下无弟的宠子，十五六岁的小伙子竟要穿一件父亲已穿的半旧的青纱卡褂子过春节。
一九六六年十月，我们搬进了新家。我忘不了那迁居的仪式。
那年冬天，“四清”工作队还没有撤走，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是“破四旧，立四新”之际。我娘偷偷地请人择了黄道吉日，偷偷地做了一盘豆腐。深夜里炊一了甑热气腾腾的饭。
第二天凌晨，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我提着灯笼走在最前头，父亲端着饭甑，母亲背着一根秤，二姐背着小妹，大姐提着一筐碗盘筷铲，浩浩荡荡偷偷摸摸进驻新房。
这岂是新房？新是名副其实，但房就不太成形，只是瓦片能挡雨，四周连挡风的板壁都没有。但住过鸽笼似的房子里的人一旦住进空旷的房子，就如鸟儿被人放到了原野。
三十年后，一家人吃穿不悉，房子做了水泥地面，楼板和墙壁粉刷得雪白，大衣厨、五斗厨、写字台，家具琳琅满目，但是我要到县城买房。
“你还买屋干啥呢，家里不是有了吗？”娘的脸上没有半点喜悦。
我说：“娘，住城里比住山里生活好得多呢。我想搬到城里。”
“搬到城里，家里的田地呢？能搬吗？”娘噘着嘴巴，满脸不高兴。
“光在家种田，能过活吗？再说城里教学质量好，我们要为后代想想啊！”
这是我的杀手锏，说是我为儿子，我娘即使不乐意，也无话可说。但是那田地确实来之不易。
说起田，往事就涌上我们的心头。
那是三十年前腊月的一个夜晚。太阳已下山，晚霞已经褪尽，天地一片昏暗。我和娘抱着一只家编织的紫麻袋走向回龙庙。
暮色笼罩着山野，那些还留着残雪的山包灰蒙蒙的活像一堆堆水泥坟。庙后的老枫树见不到一片叶子，向四处伸出的枝枝丫丫简直是一只只厉鬼的魔爪。屋脊上的白雪变成了坚硬的固体，屋檐下悬挂着一条条微微闪光的冰棱。
我和娘走进了庙门。
会计没有抬头，只顾自己嘀嘀嗒嗒地打着算盘。队长瞟了我们一眼，眼光中充满怒气，仿佛是我三代都欠他的债似的。我拉着娘找个最不显眼的角落坐下。这里原是土地公、土地婆的神位，佛身六六年就被红卫兵砸成土块而搬走，但那些虔诚的信徒们暗地里来烧纸烧香，将本来不白的墙壁熏得黝黑黝黑。
一般的会议是在会计家进行。这次为找补连争了几夜。会计媳妇连骂带赶，只好移到村尾的回龙庙。
“大嫂，不是我太苛刻，你赶快将缺粮交掉。大家等着你呢！”看我和娘到来，队长首先开口。
“我哪来的钱啊？”我娘流着泪说。
“我们汗捋把，捋把，能白养你们吗？”队长金刚似的圆睁着一双怒眼。
叫我从哪里去弄钱呢？
那年，我刚死了父亲，丧事一办，什么钱也没有了。
“是否请个人先担保一下。”会计看着我娘无可奈何，又看看凶神恶煞了生产队长，出来打圆场。
我娘瞧遍了所有的人，没有一个妥当，最后将眼落到队长的脸上，说：“您能替我担保吗？我明年将猪卖了，还您。”
“卖掉猪？娘！”
凭什么要我出钱？我没欠！你们挑两只粪桶，我娘也一只粪桶一只粪滴，我放假回家也一只粪桶一只粪滴。你们凭什么弄得我们连一个劳力还不值？我很不乐意地喊了一声。
队长瞟了我一眼，好象担保了，我家会永远不还；好象怪我不该继续读书，而要他汗捋把捋把供我，说：“你找人家吧，我不行。”
“队长，我求你们了。今年我家等着这点谷过年。明年，无论哪个田头地角给我都行，我娘儿俩绝不向你们讨一粒。”我将肝火压住，一字一顿地说。
“嗬，知识分子带头搞资本主义？”队长满眼凶光转为惊讶。
“都是被你们逼的。”
“有胆你自己去请示华国锋吧。我们托你的福。”队长话中充满不满和讽刺。
沉默，庙里出现了片刻宁静。
“别理他，大家称谷去。”
队长的手一挥，人们潮水般地涌出庙门。
人们怏怏不乐地离去，回龙庙恢复了宁静。我抱着盛满失意的紫麻袋走出回龙庙，借着微弱的夜光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回走。当我踏上冰时，狠狠地踩上一脚，想把所有的怨和恨都汇到脚上。我要跺碎的不是一块由污水凝结的冰，而是一个没有光明的龌龊世界。我恨不得汇足所有力气，蹬脚腾飞起来，飞出捉弄我的永安村，而且永不回头。
第二年，家里也承包了责任田，我也高中毕业。
屋有了，田也有了，解决了温饱，就得奔小康。住够了乡村的泥房，就跑到城里买洋房。
去年春节，我准备乔迁，特地回家请娘。
娘唬着脸道：“我不去，我要在家里陪你爹。”
“娘，我们归新屋，别的客人都要来，您不去，我们的脸往哪里搁呀？”
哪个母亲不疼儿？儿子能行事业，娘虽然担心儿子丢弃她辛苦一辈子造起的老屋，丢弃来之不易的责任田，还是乐呵呵地跟着我走了。
我娘没进门，妻子递出一双拖鞋，她就呆在那里向上翻了一下眼皮。直到我穿了拖鞋，她才慢慢地弯下腰穿上。我搀着她的手，她就朝里瞧。我叫她坐在沙发上休息。她朝外看看，朝上看看，四处瞧瞧，嘴上啧啧不停。她以前看见的只有一种电灯——白炽灯，从来没有看见过有十几个灯泡的吊灯。她只看见过来自县里剧团挂在舞台上的布幕，而从来没看见过印着漂亮花鸟的宽大的窗帘。她只看见过缝裂得在楼上能看见楼下人的楼板，从来没看见过用油漆刷得锃亮的实木地板。她低头瞧瞧漆得锃亮的木地板，小心奕奕地摸摸漆成金黄的沙发和茶几，又走过去摸摸舞台布幕似的窗帘。
“难怪你们还肯回去！”我娘恍然大悟。
“娘，如果您住得惯，就别回去了。”我媳妇说。
“我真不。我不回去，那田谁种呀？”我娘说。
“老是田、田、田，我少抽几包烟就是了。”我一说，娘就有些不高兴。
其实那田还不都是我种？耕田是我出钱，化肥我出钱，割稻全家动员，娘只不过看看田水。我收入多少不会去算，只不过出钱给老人家买个快乐。
晚宴，在金都大酒店举行。我娘坐着我的小车七弯八转，一上桌，就说头晕。
开宴，娘看我端着酒杯站着，她也想端着酒杯跟着。我妻子拉了她一下衣襟说：“娘，您就坐着吧。”
“我坐着？”看人们端着杯一个个站得笔直，她还是慢悠悠地站了起来，似乎不站一下就是对人不礼貌。
这宴席确实是亏待了我娘，她在家粗菜淡饭，一碗酸菜一碗粥。一见乌龟王八蛇虫蝉，身上就冒出了鸡皮疙瘩。
在家喝家酿，我娘也算是海量，在酒缸里舀出一碗，常常是一饮而尽。但这次不知是晕车，还是怕桌的动物，只在玻璃板上敲了几次，下辈们还来不及祝她老人家寿比南山，福如东海，就趴在桌睡了。
宴席未散，作为东道主的我不好告退，我叫妻子送她回家。
我娘揉揉眼睛说：“如果你爹还在该多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