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云毅听着忽然想到了一段话：
“清廉人原是最令人佩服的，只有一个脾气不好，他总觉得天下都是小人，只他一个人是君子。/这个念头最害事的，把天下大事不知害了多少......赃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盖赃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为非；清官则自以为我不要钱，何所不可，刚愎自用，小则杀人，大则误国。”
这话虽然偏激了些但却未必便没有道理了。
在这样的时代里，清官和贪官其实各有各的可恨之处！
叶原先也不再顾虑什么了：“与包拯同时代的欧阳修就对清官的盲目自信提出了批评。他在上宋仁宗的‘论包拯除三司使上’中，对包拯作为风宪官劾罢两名大臣后接替其职位的做法表示了否定，认为这样做会使‘言事之臣，倾人以觊得，相习而成风’。包拯辩解他本无此心，欧阳修说：‘夫心者藏于中，而人所不见；迹者示于外，而天下所瞻。今拯yù自信其不见之心，而外掩天下之迹，是犹手探其物，口云不yù，人谁信之。此臣所谓嫌疑之不可避也。’他还很有针对xìng地对包拯的道德优越感做了抨击：‘夫有所不取之谓廉，有所不为之谓耻。近臣举动，人所仪法。使拯于此时有所不取而不为，可以风天下以廉耻之节……丁云毅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姐夫居然会说起了包拯，他仔细的听着叶原先说了下去：
“欧阳修的看法代表了相当一批宋代士大夫的态度。他们对包拯的节cāo无疑是赞赏的。但是政事有其自身的特点，与个人修为不可等量齐观。包拯仅仅重视道德上的无可指摘，却忽视了其行为对朝政风气的影响。这样仅凭道德自信的一意孤行，‘朝廷事体或有不思’，‘思虑不熟，处之乖当’。而我大明的海瑞同样也招致了士大夫的批评，而且比包拯更甚。几乎已经到了不见容于当世的地步。海瑞一生廉洁耿介，平时所学以刚为主，自号刚峰。慨然以天下为己任，但命途多舛，道不得行。几次为官开场时轰轰烈烈，却都黯然收场。其中愿意究竟又是什么？”
他叹息一声说道：“究其原因，当然并不仅仅因为‘天下皆浊我独清’。万历皇帝给他的断语是‘虽当局任事，恐非所长，而用以镇雅俗，励颓风，未为无补’。表面上肯定了海瑞的长处，实际上是一种否定。万历皇帝对海瑞的廉洁cāo守深信不疑，但他认为这位耿介的忠臣只在道德风化方面有榜样作用，在国计民生的事功上并不能有所建树。”
说到这。他渐渐的加重了自己的语气：“清官要把道德优越丢掉，对人不可苛责太严，施政不能一味地依靠近乎偏执的强硬。这当然不是鼓励贪污，而是不能现‘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的局面。这样的话，就使国家无法正常运转。”
丁云毅陷入到了沉思之中，一个领袖负责的将是整个集团的运转。而普通民众和社会jīng英对清官的评价出现差异是耐人寻味的。
士大夫乃至皇）对清官的批评集中在一个“刻”字上。这个“刻”意义很广，既包括用法严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