觐见皇帝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这个无论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都是如此，见皇帝之前，宫廷宦官要讲解觐见皇帝的礼仪，以免觐见者在君前失仪。
《周礼》又详细列出了中国古代“九拜”的跪拜礼：“一曰稽首，二曰顿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动，五曰吉拜，六曰凶拜，七曰奇拜，八曰褒拜，九曰肃拜”。而在罗马帝国则没有这么复杂，一般外国使臣觐见罗马皇帝行跪礼就行了。
朝觐的礼仪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增有减，但臣下见了皇帝要行大礼这一内容几乎是千古未变。于是，皇帝见臣下跪拜在地，不觉得有甚么不妥，臣下对坐在龙椅上的人低眉俯首顶礼膜拜，也不觉得有失人格。
可是当使臣要以本国礼仪觐见外国皇帝时就容易出现争议了，例如1792年，英国使臣马戛尔尼觐见乾隆皇帝时引起的礼仪之争，世人常常提起，最后是按中国方式“三跪九叩”了，还是按英国式的礼仪觐见了，中英的记载似乎并不一致。据英国记载，使团按照觐见英王的礼仪，单膝跪地，未曾磕头。而中方大臣的奏折则说“令该贡使等向上行三跪九叩头礼毕”。
不管怎样，礼仪的争论，使乾隆极为不快，接待的规格立即改变。他在御旨中说：“似此妄自骄矜，朕意甚为不惬，已全减其供给。所有格外赏赐，此间不复颁给。……外夷入觐。如果诚心恭顺，必加以恩待，用示怀柔。若稍涉骄矜。则是伊无福承受恩典，亦即减其接待之礼，以示体制，此驾驭外藩之道亦然。”清朝自视为“天朝上国”，把广阔的世界纳入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朝贡体系之中，除了朝贡关系以外，对国际之间还有甚么别的关系很生疏。公平地说。在闭目塞听、故步自封的环境里，不独清王朝统治者会以自我为中心评价世间万物，恐怕任何人都会如此。
凡争执。总要涉及内外两方，中方在争，外方也在争；同时，礼仪之争不仅顺治、康熙、乾隆遇到过。就是在唐王朝。唐太宗李世民也遇到过同一性质的问题，历史跨度很大。《遣唐使》云：大食遣使来唐，进马匹方物。使者晋见太宗，“唯平立不拜”，但太宗以“大食殊俗”来解释，并不见怪。这件事没有引起轩然大波的原因，除与唐朝皇帝个人的品性有关，更重要的是唐王朝强大而不排外。具有坚定的自信力。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自信力的强弱，不是看它是否敢于蔑视一切。更不是看它有没有勇气自我膨胀，而是明确地认识自我，坚定的相信自己，并且这种相信不因环境而转移。
尽管在宫廷宦官的教授下，让两个来自蛮族部落的使者要以东罗马帝国的礼仪觐见利奥一世，还是让他们颇为不爽，毕竟日耳曼人接触文明社会的时间不长，很多日耳曼蛮族根本就没有礼仪这种概念，不过为了能够说服利奥一世出兵牵制匈奴帝国，他们还是忍了下来。
进入大殿之后，两个使者按照宦官说明的事宜在进入大殿三分之二的距离这个位置停了下来单膝下跪道：“尊敬的东帝国皇帝陛下，受我族王者之命，东哥特使者沃尔罗（格皮德使者巴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