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点而论， 它确实是胜过法国社会党的。而且， 可以毋庸置疑地说，英国工人阶级所具有的对国家的责任感，总的来说要比法国工人阶级所具有的强些。一旦英国工人运动充分认识了局势的真实性质，它就毫无保留地投入重整军备运动，而且比法国工人干劲要大得多。但是直到战争爆发前几个月为止，它还是倾向于认为来自政府的对它自己的独立性的威胁，要比来自希特勒的任何威胁更大些。
就是这样，阿瑟?格林伍德因为对“慕尼黑之冬”期间实施军备计划而在工业中引起的大规模活动感到吃惊，193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在指引我们，我们不想再容忍任何‘德比方案’，也不想容忍以见不得人的方法来实行征兵的任何尝试。”以非熟练工人代替部分熟练工人和在工业中征兵，仍然是工党害怕的两个主要魔鬼。工党表示相信单靠自愿的努力，就可以充分保证国家的防务而丝毫无损于民主自由；它也批评现有工作中的缺点，但只要采取一些控制管理方面的措施就能加以改正。1938年10月28日，工党发表了一个宣言，标题是“全国为和平作出最大的努力：工党对人民的号召”。宣言建议改进防务工作和组织，呼吁成立一个国防部，以及在自愿的基础上组织人力。11月3日，工党又在下院提出一项动议，谴责政府在9月危机期间在保卫平民方面的“公认的毫无准备”(这一动议以三百五十五票对一百三十票被否决)。当国民服役方案提出时，政府再次向工党保证这是志愿性质的，工党才表示赞同。1939年5月31日，在南港召开的工党会议上它再次对政府的防务工作提出批评。会议通过了一项由执行委员会起草的声明，主张设立一个国防部以协调防务工作，设立一个供应部以协调供应工作，并对军队工作的改革提出详细的建议。
关于重整军备的经费来源，无论是通过借债还是征税，反对党对政府的大事筹款并没有怎样攻击，而是更多地指责政府没有能采取充分的措施，以防止款项的过多一部分以利润形式落入承包商的腰包。从重整军备一开始，政府就已经对这个问题一再提出保证。早在1935年便设立了一个皇家委员会，专门就私商承造武器的问题提出可能被认为是必要的改进意见。工党抱怨政府没有采取实际行动来执行该委员会的建议，而且有些军火厂商的利润比1935年时高出了百分之二百。1939年2月20日，多尔顿竭力主张“我们的军火帐单的很大一部分完全可以靠向发军火财的人征收重税来支付”。甚至连一名民族党议员奥斯丁?霍普金森这时也宣称：
我们花去的钱，直到现在并不都是完全值得的。……我们以很低的固定利率预付给飞机制造商们大量的钱。用这种办法我们大量地增加了他们的投资的价值。……如果要纳税人在重整军备时期提供工业的资本，那他就有权利得到与所付出的相等的价值。……现在已经是应该采取严厉的步骤的时候了，应该替纳税人和国家把被掠夺去的巨额利润中的一部分再收回来。在很多情况下，这种利润是被一些对飞机工业的有效生产毫无贡献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