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人口流动，人们往往会联想到“民工潮”，一般来说，流动人口特指那些临时性的人口移动。而在目前情况下，通常使用的“流动人口”概念包括了所有没有办理“户口迁移”手续的人口移动，无论这种移动是短暂的或长期的，通常依其户口登记状况被称之为“暂住人口”或“外来人口”。由于这一特殊群体符合人口迁移的基本特征，于是他们也被看作一种特殊形式的迁移，即相对于“正式迁移”而言的“非正式迁移”。两种迁移的不同主要通过户口登记状况的差异反映出来。(ｙｑｋｘs)•(com)
当前的人口流动在空间上具有不平衡性，跨区域的民工潮的流向多趋向于东南沿海，这其中流出比较集中的是四川、河南、贵州、湖南等省。由于我国过去长期坚持控制城市人口增长和控制非农业人口增长的政策，国家对迁入农村、包括城镇郊区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员，在政策上基本不予限制，因而比较容易落户并完成户口迁移手续。而对迁入城市、城镇的人口则实行严格的选择，将迁移权优先给予城市经济发展急需的专业人才和技术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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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农村流动人口家庭问题有诸多因素：户籍制依然使农民工难以享受市民待遇；农民工就业层次总体比较低，收入比较少；社会政策在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社会救助、社会服务等方面对农村流动人口的家庭支持和投入还不够，等等。
在一个和谐社会中，各不同阶层的人们应该相互接纳、相互融合、相互支持、相互帮助，而不应该是相互分割和对立。“三元”结构显然不是和谐社会的理想结构，每一个追求理想社会目标的社会成员，都有义务为改变这一社会状况而出力。
东部与中部之间人口迁移数量的差距最小，1979年东部与中部的净迁入人口数量相差仅100万人，到1985-1987年，在东中部人口净迁移的数量上反而是中部比东部高出近100万人，此后东中部迁入人口数量的差距逐渐拉大，尽管总体上看仍然是迁入东部的比中部多，但与人口迁移的东西部差距、中西部差距相比仍然小得多。相比较而言，东部与西部、中部与西部的净迁入人口数量的差距比东中部差距就大得多，这种趋势自改革开放后一直延续到现在。1979年东西部和中西部的差距分别达到520万人和410万人，其后这两大地带间的差距一直呈下降趋势，除了1985-1987年间东西部差距低于中西部差距外，其他年份东西部差距都高于中西部差距。
人口迁移是城市化的途径之一，人口城市化对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控制人口增长，缓解城市人口老化有重要作用，但是农村青壮劳动力大规模的流向城市却可能导致农村空心化，并加剧农村人口的老化及导致人口过快收缩和城市、农村的进一步两极分化。其次，流动迁移人口对流入地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是一个复杂的现实问题。外来劳动力对本地劳动力供给状况、工资、整体经济运行及新就业机会的创造，冲击和影响相当复杂。由于担心“外来人口”影响本地就业，一些地区特别是大城市纷纷出台了干预外来人口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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