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 节日本「近卫声明」背后的军政博弈

作品：二战秘闻录：侵略、阴谋与真相| 作者：声工厂| 分类：其他类型| 更新：2023-05-10| 下载：声工厂TXT下载

1937年6月4日，近卫文麿受命组阁，成立第一届近卫内阁。相比之前内阁首相由年长者担任的惯例，近卫组阁时仅46岁，算是相当年轻，媒体将这届内阁称为「青年内阁」、「明朗内阁」，大多国民对之报以希望，不仅因为年龄，更是因为近卫文麿本人具有极高的声望。近卫文麿出身华族，为镰仓时代以来形成的五摄家之一——近卫氏第30代当主。近卫组阁后，媒体甚至将他比作他的祖先，在战国时期大放异彩的近卫前久。当年近卫前久19岁就当上关白，算是这个家族精英中的精英，近卫文麿也因在历任首相中年纪较小而被称为「青年宰相」。很多人都期待近卫内阁能够打破当时日本低迷、沉闷与不景气的现状。他们没想到的是，不久后这届内阁将与军部一起，将整个日本绑上战车。

二战期间，近卫文麿曾三次组阁，第一次1937年至1939；第二次1940至1941；第三次为1941年7月至10月；可以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东亚局势，都与其关系重大。尤其在第一次组阁期间各种政策颇为诡诈。如中日爆发全面战争，但为何是不宣而战？再例如1938年，近卫内阁先后三次发表「声明」，又欲意何为？这些问题若单从中方战和角度来判断，结论很容易一叶障目，唯有将其放在整个东亚乃至世界的大棋局中，方能拨开这层层诡谲的风云，一探究竟。

战争是否不可避免？

按照今天的定义，中国抗日战争始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1937年七七事变后为全面抗战。而对二战史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中日宣战是在珍珠港事件之后，这里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宣战之前的抗战算什么？

谈宣战问题之前，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中日两国的全面战争爆发是否是必然？回溯1936年，世界危机无处不在。纳粹德国已崛起，德军于3月进驻《凡尔赛和约》《洛迦诺公约》中规定为非军事区的莱茵河左岸地带，欧洲局势骤然紧张，一战以来构建的凡尔赛体系濒临崩溃。东方同样不太平，2月26日，日本东京发生二二六事件，受此事件影响，军部中的皇道派被肃清、宇垣派受压制，统制派一家独大，打破了此前军部三足鼎立之局面，而统制派对华最核心的政策是「中国一击论」，这一变故对中国影响极大。自1936年至1937年上半年，中日两国都处于剑拔弩张的状态，关东军扶持的伪蒙军甚至与中方直接爆发武装冲突。中国方面，排日运动高涨，尤其在西安事变后，内战基本中止，民族矛盾（主要是中日矛盾）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中方抗战的态度日趋明朗，但日本方面是否已经下定决心要与中国进行一场旷日持久的全面战争呢？答案是否定的。

此时的日本已是军部当国的时代，然而日本军部并非铁板一块。尽管二二六事件后，统制派独揽大权，但在对华政策上仍然存在很大分歧。当初九一八事变的主谋之一，已升任第一部（作战部）部长的石原莞尔到1937年时，成了最大的「主和派」。石原固然不会从中国利益考量，他一方面考虑到对苏战争的可能性，需要大量兵力。另一方面，他认为不能低估中国，近几年中国局势的变化让石原思想发生转变，之前他认为汉民族「具有不能自己创造近代国家的缺陷」，而现在却认为中国有可能实现统一和建设现代国家，尤其是西安事变后，中国国内反对内战，一致对外的潮流已势不可挡。1937年之前，中日最大的矛盾在于「满洲国」和华北问题，石原认为日本若能终止其在华北的分裂活动，暂时搁置「满洲国」问题，中日是可能再度实现合作的。

当然，石原这种构想在当时的日本军部属于非主流，主导军部的武藤章等人都属于统制派，对华政策的构想大体继承了已故的永田铁山之构想——即日本与奉行「革命外交」、实行排日政府的蒋介石政府有不可调和之矛盾。若要实现「中日提携」，营考虑建立一个能取代国民党政权，能够接受日本确保资源、市场要求的亲日政权。至于对苏战争，永田持谨慎态度，认为应极力避免。统制派头子永田铁山虽于1935年被激进的青年军官相泽三郎用军刀劈死在办公室，但阴魂不散，其构想被武藤章、东条英机等统制派高级军官所继承，主导了日本陆军的轨迹。就在近卫文麿组阁的1937年6月，永田生前的心腹，已接任板垣征四郎担任关东军参谋长的东条英机，就对华问题向军部提出建议——「给南京政府一击」。

处于东亚政局风口浪尖的中国政坛，对于日本国内的局势一直密切关注。早在近卫内阁正式成立前，蒋介石就以得知消息并作出判断，他于6月2日的日记中自记：「倭阁改组，近卫文麿组阁，倭政尚未到极端关头，犹有转回余地。此为倭之利。然吾亦得有准备时间，亦非害也。」也就是说，此时蒋介石对于近卫组阁同样抱有幻想，认为中日关系可能因此缓和。不过蒋介石并不幻想和平，他不是主和派，且早就断言中日战争不可避免，局势的缓和是为更多争取备战时间。他在1937年6月底的日记总结中写道：「倭阁改组近卫内阁，于中国仍无损益，如其能取和缓政策，则于我争得时间矣。」

到6月底为止，尽管中日矛盾已非常尖锐，但并没到非打不可的时候，以石原莞尔为首的一派认为中日之间仍存在和解可能，日方应将主要精力放在对苏战争的准备上。以武藤章为首的一派也不主张全面战争，但他们认为中国政府不堪一击，只要短期军事压制即可达到政治上之目的。而中方的最高统帅蒋介石则采取应战而不求战的方针，希望尽可能争取备战时间来弥补中日军事力量的差距。不过从统制派掌控军部的实际情况来看，石原的声音处于弱势，「中国一击论」已成主导，战争很难避免，只看在哪里引爆。

中日何以不宣而战？

七七事变是全面抗战的开端，但在1937年7月事变爆发之初，没有谁能断言全面战争已开始。自九一八事变以来，中日两国冲突一直未停，如一二八淞沪抗战、长城抗战、绥远抗战等，七七事变后的走向究竟是引发全面战争，还是像以前一样作为一场局部冲突平息，亦是多方博弈的结果。

正如前文所言，七七事变后，做好全面战争准备的仅有中国一方。蒋介石于8日得知卢沟桥事变后，对于华北的态度是「准备动员，不避战争」。不过其后几日，中日双方皆无激烈冲突，蒋介石一方面电令宋哲元不能对日妥协，另一方面厉兵秣马，准备运兵北上。表面上看，蒋介石此时似乎迫不及待要展开抗战，但蒋介石日记解密后，根据其内容可知他在事变后并非决心要与日本全面开战，真正用意是想以战促和，用强硬态度逼迫日方退让妥协，认为「我军已开始北进，彼或于明日停战乎」。直到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抗战宣言那天，仍对避免全面战争抱有幻想，认为「倭寇使用不战而屈之惯伎，暴露无余，我必以战而不屈之决心待之，或可制彼凶暴，消弭战祸乎。」

至于日本一方，大多数人不认为这是一场战争。意识到问题严重的，只有以石原莞尔为首的一派，他反对事变扩大化，认为「如果日中两国发展为长期战争，苏联一旦打过来，目前的日本毫无把握」。从事后来看，石原在卢沟桥事变之初便能意识到发展为长期战争是非常清醒的；然而武藤章等人却固执的认为，中国尚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只要日方态度强硬，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势必屈服。卢沟桥事变是很好机会，应该趁此机会给予中国狠狠一击，逼迫蒋介石妥协，将华北五省纳入日本的势力。武藤甚至宣传，只要向华北派遣国内的3个师团，「那里的一堆废物将会举起双手投降」。就连非统制派的杉山元也乐观认为中国问题最多只需3个月就能解决。

武藤等统制派显然低估了中国的抵抗意志。先不论蒋介石以战促和的用意，至少当时从明面上看，中方对日的态度就是日趋强硬，全无屈服之意。正如蒋介石在7月17日的日记所言，发表庐山宣言，是要「使倭寇明知我最后立场」。无独有偶，同在17日这天，石原莞尔与武藤章就对华政策发生激烈争执，最后在军事课课长田中新一等人的推动下，非统制派的陆军大臣山衫元、梅津美治郎等陆军省高级将领都表示支持武藤的方案。同一天的五相会议同意以19日为谈判的最后期限。

中国方面其实也有分歧，以宋哲元为首的北平当局于7月19日签订了协定的详细条款，接受了日方大部分要求。但这一行为被蒋介石的南京中央所否定，这也导致日本参谋本部决定行使武力，于20日批准派遣国内师团。在派遣国内师团问题上，石原再度与武藤发生激烈争吵，最后武藤占了上风。7月26日晚，石原终于向当地驻军发出通报，指示要「彻底讨伐」中国军队，北平战事随即进入白热化状态。经过几日激战，日军于28日发动总攻，29日，伤亡惨重的中方第29军撤退，北平沦陷。至此，局势已经朝着扩大的方向发展。

华北战事尚未结束，上海也生出事端。8月9日，上海虹桥机场发生两名海军陆战队官兵被中方卫兵射杀的事件，日方遂于10日派出4艘巡洋舰、16艘驱逐舰及3000名陆战队队员急赴上海。同一天，近卫内阁以「保护在上海的侨民」为由，批准准备派遣陆军部队远征。对于派遣陆军的方案，石原莞尔同样是反对的，理由是可能引发中日全面战争。但他的意见遭到武藤章、杉山元一致反对，武藤章认为陆海军必须采取一致行动，给蒋介石及国民党政权致命一击。

与此同时，中方蒋介石嫡系最精锐的国军第87师、第88师、教导总队等部队也陆续进入上海，终于在8月13日爆发淞沪会战。开战当日，日本方面决定将2个师团编为「上海派遣军」，另派1个师团计划登陆青岛。15日，近卫内阁发表所谓的「膺惩暴支声明」，名言「将采取坚决处置」。17日，在海军大臣米内光政的主导下，内阁会议决定「放弃不扩大方针」。如果说卢沟桥事变时，中日双方还在局部冲突与全面战争的问题上打转，那么到了淞沪会战，两国实质上已进入战争状态。但为什么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都没有公开宣战呢？

淞沪会战期间，日方的确在是否对华宣战问题上展开讨论。8月25日，由首相近卫文麿主持，陆军大臣杉山元、海军大臣米内光政、外务大臣广田弘毅和大藏大臣贺屋兴宣参与召开的五相会议，经过讨论和权衡，一致决定不正式对华宣战。简单来说，不宣而战的主要核心主要是为了避免美国启动《中立法》。在美国的《中立法》中规定大量的机械、武器等物资是禁止向交战国出口的，而当时日本所需的大量机械及战略物资仍然依赖从美国进口。日方最初将中日战争称之为「北支事变」，后来因战事扩大而改称「支那事变」，总之始终不承认两国实质上已进入全面战争状态。

中方没有宣战的理由大体相同，全面抗战是在国民政府没有完全完成备战的情况下开打的，正如七七事变后蒋介石的态度，在不损害主权的前提下，能拖最好，尽可能多争取备战时间，若拖不成也不避战。日本没有给他「拖」的机会，而当时中国从武器到机械、装备，各种战略物资都得靠进口，若宣战导致美国启动《中立法》，显然是不明智的。所谓「宣战」本质上是一种外交手段，而不是山野村夫好勇斗狠的意气之争。这种外交手段是否使用？何时使用？都要谨慎和讲求时机。必须明确的事，不宣战不等于不抗战。当时的中国如果日宣战，并不能带来任何实质性帮助，反会导致两个不利的结果：第一，与日本一样，战略物资的进口受到限制；第二，对中国争取国际干预和取得外援不利。反之，并不会在名义和实质上损害国家主权，相信任何一个成熟的政治家都会选择不宣而战。

「近卫声明」是实质宣战吗？

淞沪会战中，日本陆军先后三次向上海增兵。这期间日本军部发生了一件影响深远的事件，即9月27日，石原莞尔辞去作战部部长一职，调任中国东北担任关东军副参谋长。

石原辞职的直接原因是与陆军中的统制派将领发生严重分歧，讽刺的是，他们的初衷都是「不要让战事扩大」。石原主张将界限划在保定附近，稳定确保占领区，以免战事扩大。但作战课课长武藤章和军事课课长田中新一都认为只有扩大战事，才能迅速击垮国民政府，使日本不至于陷入长期战争。也是由于陆军中央意见不统一，中央难以控制在华部队，造成当地日本军队擅自行动。石原最终被赶出日本陆军中央，此后日本军部对华政策朝着更为激进与强硬的方向发展。尽管两国没有正式宣战，但中日实质上已是交战状态，日军总共往华北派遣了7个师团，向华中派遣9个师团，驻守本土的常设师仅剩下近卫师团和第7师团，投入之大可见一斑。

实际上日本也希望中日战争尽快结束。淞沪会战期间，近卫内阁曾试图通过政治手段逼迫国民政府媾和，10月1日，近卫文麿召开四相会议，制定了一系列媾和条件，其中包括在华北、上海划定非武装地带；承认「满洲国」；签订中日防共协定等等。11月初，广田弘毅通过负责调停的德国大使陶德曼，将这些条件传给蒋介石。但是日方的条件遭到蒋介石的拒绝，近卫内阁首次逼和计划失败。其后的战局对中方十分不利，日军自11月初登陆杭州湾后，近卫文麿提议，成立大本营作为「事变期间」（战时）的统帅机构，同时还设立了由大本营和内阁组成的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

日军以压倒性优势占领上海，随后一路南下向南京进攻，12月13日攻占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占领南京后，近卫内阁于12月21日在内阁会议上修改和平条件，提出了诸如在华北、内蒙古建立自治政权，要求中方赔偿等更为苛刻的条件，企图逼迫中方签订城下之盟，但再次遭到国民政府拒绝。此时国民政府迁至重庆，意味着即使首都南京沦陷，以蒋介石为首的重庆政府依旧要坚持抗战。

从1937年12月下旬至1938年1月中旬，日方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上始终围绕着媾和问题讨论。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的作战课课长河边虎四郎、参谋次长多田俊等人意识到蒋介石政权没那么容易垮台，同时又担心苏联方面出现状况，主张放宽何谈条件，尽早结束中日战争。但近卫内阁和陆军省却认为南京的陷落必然大大削弱蒋介石政权在中国的影响，杉山元主张对华强硬，首相近卫文麿等人也主张扩大媾和条件甚至停止谈判。对于日方苛刻的条件，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政府始终没有回应，直到超过日方设定的最后期间。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催生了臭名昭著的「第一次近卫声明」。

1938年1月15日，由近卫文麿、杉山元、广田弘毅等人主持召开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会上他们一致认为，由于中方拒绝答复，主张停止谈判。会上反对停止谈判的只有多田俊一人，最终自然也压不过近卫等人，只得同意他们的意见。1月16日，近卫文麿发布著名的「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之声明，内容如下：

在攻陷南京后，帝国政府为了仍然给中国国民政府以最后重新考虑的机会，一直等到昭和13年。然而，国民政府不了解帝国的真意，竟然策动抗战，内则不察人民涂炭之苦，外则不顾整个东亚和平。因此，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并将与此新政权调整两国邦交，协助建设复兴的新中国。帝国政府尊重中国领土与主权以及各国在中国的权益的方针，当然毫无变更。至昭和年间，帝国对东亚和平的责任日益加重。政府期望国民为了完成这一重大任务而更加发奋。

这次近卫声明有两个至关重要的地方。第一，「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相当于否定国民政府作为中国政府的合法性。第二，将期待真正值得合作的「新兴中国政权」的建立和发展，实质上就是日方认为南京沦陷后，蒋介石影响力大为削弱，借此分化中国各方势力，扶持一个能够满足日本利益的亲日傀儡政权作为所谓新兴中国政权之代表。这种操作对日本而言再熟悉不过，早在1935年，日方就扶持汉奸殷汝耕在通州建立冀东伪政权；1937年12月，占领华北的日本侵略军扶持汉奸王克敏，炮制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作为傀儡。近卫声明发布后的1938年3月，日军在华中占领区扶持汉奸梁鸿志，建立「中华民国维新政府」。由于这些伪政权首脑基本为北洋旧人，日方又大搞借尸还魂，将1928年已覆灭的北洋政权使用的五色旗祭出，作为伪政权的「国旗」。

日方的做法显然企图以打着五色旗的「正统中华民国」取代打着青天白日满地红旗的「地方割据政权」。尽管此时中日两国仍未正式宣战，但近卫声明的性质比宣战更为恶劣，它否认了当时已获得国际承认的国民政府之合法性，妄图通过政治手段在中国占领区自行一套新的规则，无疑是在挑战现有的东亚秩序。同时，日本还成立了「华北开发」和「华东振兴」两家国策公司，对占领区进行「经济开发」，疯狂掠夺资源。因此将第一次近卫声明视为日本实质性宣战并不无道理，战争已无调和可能。

声明只为诱降蒋介石？

随着第一次近卫声明发表，德国大使陶德曼的调停工作宣告结束。但战争的发展并没有武藤章等人推断的那么乐观，1938年3月，日军发动徐州作战，却在台儿庄被中国军队迎头痛击。后来日军虽占领徐州，但未能捕捉到中国军队的主力，战事并不顺利。徐州会战正在进行的4月，日本制定了《国家总动员法》《电力管理法》等法规。至1938年7月底，日本陆军的34个师团中，派往中国及朝鲜的多达32个师团，留守本土的仅剩下2个师团，显然已陷入战争泥沼。

1938年10月，日军先后攻占广州与武汉，但已迁往重庆的国民政府仍未停止抗战，在短期内打垮蒋介石已无可能，石原莞尔所担心的长期战争终于成为现实。这样的情况下，日本军部开始思考战略转变。就在日军攻占武汉、广州后的11月3日，近卫文麿内阁再次发表声明，内容比第一次长了许多，对中国问题直接摊牌说「国民政府仅为一地方政权而已。然而，如该政府坚持抗日容共政策，则帝国决不收兵，一直打到它崩溃为止。」这次声明与其后的一次声明长期被解读为是日本近卫内阁对蒋介石的诱降，这样的看法仅从中日关系的角度上出发，却淡化甚至忽略了这次提出的「东亚新秩序」声明的影响。

所谓「东亚新秩序」，简而言之有两个核心：第一，中日战争的目的在于日本、「满洲」、中国共同建设东亚新秩序；第二，如果国民政府放弃以往的抗日立场、刷新其人员组成，日本将不拒绝其参与新秩序的建设。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一点，在这个新秩序中，日本政府主张「应以日满华三国合作，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建立连环互助的关系为根本，希望在东亚确立国际正义，实现共同防共，创造新文化，实现经济的结合。这就是有助于东亚之安定和促进世界进步的方法。」实际上等同于否定了关于保持中国领土完整、门户开放的《九国公约》等为核心的华盛顿体系，是要以「东亚新秩序」取代原有的华盛顿体系建立的国际秩序。这种做法是效仿纳粹德国以「欧洲新秩序」为口号打破了原有凡尔赛体系。

至于第二项，用意是否在于诱降蒋介石呢？不能仅从字面上看，而要看日方具体条件为何？第二次近卫声明发表后的11月30日，日方御前会议通过《日支新关系调整方针》。这个《方针》的内容包括允许日军在华北、内蒙古驻兵；驻兵地区的铁路、航空、通信、主要港口航道的监督权归日方所有等等。对比之前的条件，这个显然苛刻了许多。试想连此前的条件都被蒋介石所拒绝，哪有开出更苛刻的条件来诱降的道理？

这个《方针》苛刻到什么程度呢？其中最骇人的内容是对中国的政体直接干预，要求中国不能用国民政府中央集权那一套，而是采取「分治合作主义」，同时还要求中方赔偿日本在战争中的损失。稍有常识的人都能看出，这是一份意在肢解中国，将中国置于日本附属国地位的《方针》。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不可能接受这种亡国条件，这也必然在日方预料之中，所以日方真正诱降目标并不是蒋介石，而是企图拥立旧北洋政府人员或国民政府内部有影响力之人物，推翻蒋政权，取而代之。在这个基础上，近卫内阁于12月22日发表了第三次近卫声明，主要内容为阐述「东亚新秩序」中关于中日合作的具体内容。核心为，首先，中国应「放弃抗日的愚蠢举动和对满洲国的成见。」；其次，日本在华驻军的目的在于「防共」；第三，中国要在「华北和内蒙地区在资源的开发利用上积极地向日本提供便利」。侵犯中国主权的本质并无改变。

战略转变为哪般？

后两次近卫声明的发表与国际形势的变化不无关系。「东亚新秩序」发表前的1938年8月，德国向日本提出了缔结同盟的方案，同时撤走军事顾问团，一改之前亲华的政策。

尽管形势出现有利日本的变化，但「东亚新秩序」还是在国际上造成轩然大波。首先是处于战争状态的中国表态，1938年12月28日，蒋介石公开指责近卫内阁所谓的「东亚新秩序」是日本企图对中国实行军事统治，消灭中国文化，垄断东亚经济的阴谋。等于拒绝了日本所谓的「参与东亚新秩序」的条件。两天后，美国政府也通告日本，表示美国难以承认无视机会均等的新秩序。1939年1月14日，英国发布对日备忘录，表示「不能容忍日本通过武力将中国置于附属国地位。」

日本希望通过战略转变的方式来解决中国问题，但其诱降的对象并非在重庆领导抗战的蒋介石，而是另有其人，这一点可以从日军在1938年的地下工作中找到答案。当时土肥原机关正在进行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策反中方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作为日军在华扶持的新政府首脑。目标主要有两个，南方的原国民党要人唐绍仪与北方的旧军阀吴佩孚。当年9月，唐绍仪被军统暗杀，南方策反计划失败，土肥原的行动完全集中在吴佩孚身上。而在此时，国民政府的汪精卫也表现出脱离重庆，另立政府的意思，日军策反工作又转移到汪身上。日方对汪精卫的策反工作很快取得效果，第二次近卫声明后不久的12月18日，汪精卫便在日方掩护下逃离重庆。12月29日，也就是蒋介石公开指责近卫内阁声明的次日，汪精卫发表「艳电」响应近卫声明，与重庆争锋相对，也将自己送入了卖国投敌的深渊。

整个1938年，日本近卫内阁先后发表三次声明。在诱降方面，的确成功策反汪精卫，并掩护其成功脱离重庆政府，对中国抗战士气造成重大打击。日军一改军事进攻为主的方针，实行政治诱降，究其根本原因，则不得不提及一个已经死去3年的人留下的遗计，此人就是统制派头目永田铁山。

永田铁山生前对世界格局做出预测，认为下一次世界大战无法避免。对于日本，他主张进入总动员模式，投入一切力量来应对下一次世界大战。在永田的构想中，中国并非日本的假想敌，而是用来确保日本战争所需资源和经济的产地。统制派幕僚基本沿革了永田的构想，当他们执掌军部后，主张对华采取强硬一击的方式来达到使其成为日本资源提供地的目的。但他们低估了中国的顽强程度，战争打了一年半还未结束，大量日本陆军部队调离本土，把战力消耗在中国的「事变」上显然已完全偏离了永田铁山的轨迹。

当时，日军参谋本部的作战课课长稻田正纯甚至已经预测世界大战将在1942年前后爆发。当日本军部的统制派将领意识到原本以为能迅速解决的「事变」演变为长期战争后，不得不做出修正，希望通过战略转变来解决中国问题。只有这样，统制派才能让轨迹回到他们战略构想中原本的核心——如何应对下一次世界大战。

不过，日本政府与军部的战略转变虽然诱降了汪精卫等人，并成功炮制汪伪政府，但由于重庆政府仍在抵抗，日本依然无法从战争泥沼中脱身。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想将中国变为战略资源供应地的目的都没能得逞。相反，当太平洋上，美日战争已打得如火如荼之时，中国这片土地仍牵制着大量日本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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